請我我也不來。”據說這位領導人是有前車之鑒的，單位上有個來自新疆的年輕人不僅從來不給他端茶倒水，反而對他粗聲大氣地說：“這事兒你做得不對，應該是這樣的……”他見識了一個性情直率、敢於對領導說“不”的西部人，就把所有來單位應聘的西部人都打入了另冊。在這件事情上，西部人無意中表現了他們“吾愛上司，吾更愛真理”的天然秉性，無論是這位來應聘的甘肅人，還是那位敢於說“不”的新疆人，都沒有讓“西部人”這三個字變成悲哀的垃圾，悲哀的倒是用人單位的這位領導人，也許正是他的極端狹隘使該單位錯過了一位能夠回狂瀾於既倒的珠玉麟鳳之才。這個單位後來不幸倒閉了。

當然也有運氣不錯，歪打正著的：也是在山東，在一座沿海城市，一家剛開業不久的合資公司接受了一個面相困難（我是說找對象困難）、個子矮胖的西部人。有人私下裏嘀咕：“怎麽把他要來了？咱公司還要不要形象了？”老板說：“沒辦法，客戶介紹來的，將就著用用吧，三個月以後讓他走。”但是僅僅過了半個月，這位老板就改變了自己的想法。首先他發現這個外貌不佳的西部人不斷地把一些姑娘帶到公司裏來，這些姑娘個個都楚楚可愛且文化素質不低，至少是大學畢業，甚至還有一個是雙碩士學位的研究生。老板琢磨：一個如此醜陋的男人，既沒有地位又沒有金錢，卻能和這麽多美麗的異性密切往來，可見他還是有一點本事的。老板漸漸分配一些比較重要的事情讓他去辦，結果發現，每一件事情他都辦得很利索很到位。三個月過去了，老板親自出面，和這位幺麽小鬼似的西部人簽定了三年的聘用合同。我認識這位合資公司的老板，他對我說：“你們西部人跟我們不一樣，我們太張揚太誇張，常常是言過其實，文過飾非，幹打雷不下雨的。你們是喜歡包著藏著，不顯山不露水，相處久了才知道不是石頭是金子。幸虧當初我多了個心眼，沒有馬上把他打發掉，他這個人本事大著呢，公司的業務樣樣都會搞，一個人頂好幾個人使，而且要求也不高，我們一個月只給他開四千多塊錢的工資。你認識的西部人多，有這樣的人才你盡管給我介紹，我們公司要是消化不了，我可以介紹給別的地方。”我帶著這位老板參加過一次西部人的聚會，他和所有的人碰杯，以尋找人才的眼光打聽人家的簡歷，完了問我：“這樣的聚會還有沒有？”我說：“有啊，不僅山東的濟南、青島、淄博、煙臺有，全國各地都有。”

的確是這樣的。據我所知，目前中國的許多大城市比如北京、廣州、上海、鄭州、南京、深圳、海口、珠海等，都有不少西部人。這些西部人因為有著不可輕視的成就和大致相同的經歷，往往被當地人稱做“西北幫”或者以省區為界線稱做“新疆幫”、“青海幫”、“寧夏幫”、“甘肅幫”。一個“幫”就是一個無形的人際網絡，他們分散在各個行業，互相關照，周而不比，左提右挈，同病相憐，並且不時地聚會，以西部人的習慣吃一頓喝一番，喊喊叫叫，唱唱鬧鬧，話無忌憚，酒盡人散。聚會在有的地方是定期的，在有的地方是隨意的；在有的地方由專人負責，在有的地方是輪流召集；在有的地方是AA制，在有的地方是挨號坐東，偶爾也會有發了財的大老板出面埋單的。有一次我的同學劉莉芝（她在廣東省政府工作，負責組織廣州市西部人的聚會）從廣州給我打來電話說：“昨天我們又聚會了，光《青藏高原》就唱了十三遍，輪著唱，搶著唱，還有《在那遙遠的地方》，還有《草原之夜》，還有《大阪城的姑娘》，還有《掀起了你的蓋頭來》，還有《冰山上的雪蓮》，還有《克拉瑪依之歌》。過去在西部，這些歌很多人並不會唱，但是一離開西部，就全都學會了。唱著唱著，還流眼淚，好像我們是在外國，再也回不去了，好像我們坐著飛船來到了火星上，再也見不著人類了。”

再也回不去了——一個關於人類離開家園而又尋找家園的永恒而抽象的哲學命題，具象為眼淚、歌聲和聚會，寫實成一種可觸可見的現實人生，折磨著所有在世俗化的大潮中隨波逐流的西部人。他們忍受著，咬著牙忍受著；他們失落著，丟了魂似的失落著，並且準備就這樣一直失落下去而毫不動搖。是的，盡管“西部”就像血液一樣流淌在漂泊者的周身，盡管“博格達”、“昆侖山”、“喜馬拉雅”、“河西走廊”、“賀蘭山”這些不朽的名詞就像磨盤一樣重重地壓在他們最敏銳、最脆弱的神經上，盡管“西部情結”不僅代表了一種內心的渴念，而且業已成為支撐生命的主要構架，盡管“西部”所代表的已不再是詞匯意義上的奧博與高遠，而是所有的精神空間、所有的“投機話語”，但走出西部的人卻很少有人永遠地回到西部，即使在外面混得不好甚至很慘，即使寤寐相感，腸回九轉，神經衰弱，徹夜不眠，也不願再去“荒原”上找回那只丟棄在霜風白露中的老枕頭好好地睡一覺了。最多是回去看看，探親訪友，故地懷舊，吃幾餐老飯，喝幾回陳酒，然後就打道回府了。“府”是什麽？是有家的地方；“家”是什麽？是有老婆孩子的地方。世俗情境讓所謂的“精神訴求”在一種連猶豫都來不及的前提下轟然崩潰。

這就是說，西部人只要一離開西部，再回去就是客人了，而且是遠客、是稀客、是叛客。以主人的身份回家鄉歸故裏的榮耀幾乎是不存在的。你一回去就有那麽多朋友沒完沒了地招待你，你不是客人是什麽？你一回去馬上就會感到缺氧的難受、寒冷的難受、氣憋胸悶頭痛腿顫的難受，你不是客人是什麽？你一回去就發現很多你過去龍拿虎跳過的地方——江河的濫觴之地、動物的奔逐之野、感情的寄托之山——你都已經去不了了，你不是客人是什麽？你受到了人文和自然的雙重排擠，你的心理和生理都已經迅速地不適應高寒帶的要求、不符合大莽原的生存標準了。而過去，是你在西部的土地上熱情似火沒完沒了地招待著別人；是你在平野的山頂上游刃有餘地左右著稀薄的空氣，對付著四時不減的寒流；是你在自然保護區內滿懷激情地照顧著江河，體貼著動物，驅散著曠日持久的寂寞。拋棄家園的人最終又被家園所拋棄，這實在是一個令人尷尬的處境，一個以興奮開始、以憂傷結束的過程。當這個過程臨近終端的時候，你發現你已經是一河失去源頭的水，只能靠雨水來補充；你已經是一棵失去土壤的樹，只能靠盆水來滋養。你會在精神即將枯死的威脅中天天想到“西部”，越想越覺得它已經遠遠地離你而去了，它現在只是你的一種思念、一種情緒、一段越來越虛幻的往事，只是一個夢，一個永遠都不會成真的好夢。於是，一件真誠著也矯情著的事情終於發生了，一位回歸南方六年的柴達木的“老西部”死前留下遺囑：“把我的骨灰散在西部的蒼茫大地上。”我心說這又何必呢？你讓那些依舊活著並且在為你操心的人多累啊！再說，西部的蒼茫大地不需要任何人的骨灰，只需要竭盡全力地保留一些好好活著的人，保留一天無上清純的空氣和一片無極幹凈的大野。

四

西部人在西部的時候，常常被人問到這樣一個問題：你老家在哪裏？這就是說每一個西部人都必須把“我從哪裏來”這樣一個形而上的問題，表述成一個形而下的答案：我老家是湖北的。西部人要是離開了西部，又會常常被人問到：你老家在哪裏？這次西部人就有些躊躇了，他想說自己生活工作過的某一個西部省區，又覺得自己的籍貫尤其是原籍或者祖籍根本與西部沒有關系，想提到那個其實跟他的成長和人格形成八竿子夠不著的原籍或者祖籍，又覺得自己從裏到外、從小到大都是個地道的西部人，與所謂的原籍毫無瓜葛。躊躇再三，只好詳細作答：我老家在河北，五三年父母去了新疆，我從小在新疆長大。諸如此類的回答比比皆是。這樣的事情經歷多了，連提問題的人也變得精明起來，他不問“你老家在哪裏”，而只問“你出生在什麽地方”。這樣一來就便於回答了，出生地實際上就是那個“也許再穿過一條煩惱的河流，明天就能夠到達”的“快樂老家”，就是那個“願逐三秋雁，年年一度歸”的美麗故鄉。

然而，確定了故鄉並不等於確定了對故鄉的態度，離開西部的不用說會經常提醒自己或表白自己是個西部人，而長期生活在西部的倒是很不願意讓別人以為自己就是個土生土長的西部人。他們喜歡說自己是“下邊人”或者“口外人”，因為“下邊人”和“口外人”本身就代表一種身份、一種優越感、一種令人一時半會兒看不清楚的深遠的背景。西部的人是不排外的，不僅不排外，還有一點謙卑，總覺得外來的和尚好念經，至少他們比土生土長的人會說話，有見識，腦子活。於是常常會有人用很標準的普通話自豪地告訴別人：我們老家是下邊的。是的，他沒有騙人，在西部的許多地方比如新疆、西藏、青海、寧夏，其實根本就沒有土生土長的漢族人，漢族人都是移民，有古代的移民更有近代的移民。西部的歷史，如果能夠把它劈成兩半，一半自然是土著發展史，一半就是漢族移民史。

漢族的移民可以追溯到秦代，由隴西開始，漸漸地一步一個臺階地向西向高而遠的地方滲透，依次應該是河西甘肅、河湟青海、朔方寧夏，接著就是古絲綢之路堅忍不拔的拓展，祁連山北南兩線成了移民進入新疆腹地的必由之路，然後就是“胡服漢家郎，羌笛絲錦帳”的融合，就是“牧羊驅馬雖戎服，白發丹心盡漢臣”的情景，就是“漢兒學得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的異化。尤其是唐代以降，大西域的土地上，遠方的漢籍移民源源而來，蜂屯蟻聚，星羅棋布，其成分有商賈，有流徒，有戍卒，有戰俘，有屯田者的群落（類似後來的建設兵團），還有混血的後裔、漢化的邊民。他們在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裏，漸漸丟棄了強迫移民帶給他們的沈重悲哀，把自己向來的舊習完全打碎，然後融匯到腥膻萬裏的壯猛風土中，成了一片和當地的物候時令、地理風貌結合得天衣無縫的西部人的人文風景。有了這樣一些古代的移民風景，近代的移民就顯得不那麽悲壯、不那麽哀慟、也不那麽突兀莫名了。

近代移民尤其是近五十年的移民是西部移民的歷史高峰，在這個高峰裏，強迫移民一變而為志願移民，雖然還有一部分押送而來的刑徒和流放而來的勞役，但多數卻是在“中華兒女志在四方”的口號下意氣而來的拓荒人和建設者，是“跑東跑西，吃飯穿衣”的盲流、生意人和打工者。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近五十年的西部移民已經遠遠超過了幾千年的移民總數，幾乎所有深藏不露的神秘一角、遠而又遠的邊關要塞都有了漢族人的足跡。他們是一些一來西部就想當家做主的人，是一些命運把艱難困苦做了最華麗的包裝之後送給他們做禮物的人，是一些激動的婚媾一完就悲觀失望但又必須廝守到底的人，更是一些用生命、鮮血、汗水、意志、思想、痛苦打造了西部當代開發史的人。他們人微言輕卻作用非凡，那些寂寞了無數個世紀的荒原厚土，在他們一見之下驚叫不疊的聲音中突然就變成了農場、牧場、家園、企業；那些孤眠了多少個春秋的河山湖澤，在他們永不放棄讚嘆的描述中突然就聲名遠揚而成了旅游勝地、探險工廠。

這就是移民，是除了當地少數民族之外的“西部人”的形成，是關於“我從哪裏來”的源流本末的回答。它因此讓我們知道了形成西部人特性的三個重要因素：那就是大家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生存目標雜糅到一起來了；那就是西部空廣寒涼的自然對人從外表到心理的摶捏塑造；那就是包括宗教在內的多種文化背景在碰撞碎裂後的新一輪整合。

移民來自全國各地，全國各地的人帶著本土的人文細菌來到了一個必須近距離集中廝守才可以生存下去的地方。這些人文細菌便互相打架、交叉傳播，或者叫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很快形成了一個左右著移民內部關系的始“亂”終“治”的交流平臺。實際上，人文細菌的感染比起生物細菌的感染來，更具有潛在的力量，主動進攻和主動吸納的姿態作用於人的欲望和思想，時時刻刻都在撕破封閉僵硬的外表，互相間的適應、遷就、學習、容忍，乃至玄黃不辨，水乳不分，將會蘗生出新一代完全不同於以往的種子，那便是八方移民在這個簇新群落裏漸漸開花的精神氣質，便是西部人“九轉丹砂牢拾取”的秉性與格調。因為人人都已經不是鄉土氛圍裏的那個人，人人都在變異的途中，都還沒有定型，還是一攤有待晾幹的白乳膠，所以就呈現出格外強大的黏合力，誰碰上就會黏住誰。

就拿上海人為例吧，這是一個自戀意識很強、自我感覺極好、視所有外埠人為鄉下人的高傲的群體，但據我的觀察，來到西部的上海人恰恰又是最容易改變自己的，摸爬滾打一兩年就是一個像模像樣的西部人了。而西部人到了上海，卻很少能變成上海人的。由於工廠的集體搬遷、技術人才的大批西援、知識分子的不斷支邊，以及下放和流放的存在，許多上海人在移民的西部度過了雖然土氣卻不平庸的一生，他們身上既有河南人的味道，又有陜西人的做派，還有山東人的姿態。仔細一問，你就會知道，他們是河南人的鄰居，陜西人的同事，山東人的親戚，眾多的“群體特性”一攪一合，再加上自然和文化的滲透作用，他們離正宗的上海人就越來越遠，幾乎已經面目全非了。至於他們的兒孫，就更是脫胎換骨，不是離上海人遠了，而是根本就沒有上海人的影子了。

一家報社要召開一個很重要的編前會，通知下午不準請假，一個必須參加會議的上海人急了，立馬打電話給總編輯說：“下午的假我是請定了，某某某要搬家，昨天就說好我要去幫忙的，要是不去怎麽跟人家解釋？”把做人的誠信和助人為樂看得比開編前會還要重要的，不會是那些在高樓闊廈之間穿梭往來兢兢業業的上海人。1977年我去青海省海北州門源縣采訪，到達的時候已經黃昏，在街上碰到水文站的上海人錢佩衡。老錢說：“你是小楊吧？我認識你，你去年來我們單位采訪過。剛到吧？吃飯了沒有？還沒有？正好我也沒吃，走走走，到我家去吃。”動不動就把半生不熟的人請到家裏來吃飯的，不可能是過去那些在小弄堂裏低屋檐下鹹菜泡飯的上海人。有一次我在飯桌上和青海商業廳的一位朋友聊天，他問我：“你認識老金吧？”我說：“認識啊，你們系統的幹部，經常給報紙寫一點通訊報道，是個上海人，十五歲就來到了西部。”朋友說：“他被人打斷了一根肋骨，住院了。”朋友接著告訴我，半個月前，他們系統的幾個人去拉薩辦事，半路上和一幫販牛鞭的漢子發生了口角，沒想到首先吼起來、跳起來、動起手來的竟是上海人老金。他打腫了人家的眼睛，人家打斷了他的肋骨。遇到這種硬碰硬的事兒，該出手時就出手的，不可能是那些在甜絲絲的功利而狹小的人際圈子裏精明圓滑著的上海人。（在這裏我當然沒有對上海人說三道四的意思，任何一種做派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也許正是那些被來西部的上海人丟棄的上海人的本色，才成就了今天的大上海，才是真正值得我們學習的。——瞧瞧，我也變得圓滑起來了。）

來西部的上海人變了，徹頭徹尾地變成西部人了。這就是移民內部五湖四海雜糅交流的作用，在這個作用的推動下，所有的移民都把從“老家”帶來的“本性”丟棄在了新的人群組合中。為了在這個變幻不定的組合中盡快找到自己的位置，盡快贏得尊重也贏得存在下去的機會，他們一個個都爭先恐後地喜新厭舊起來，扮演著“薄幸人”、“負心漢”的角色，不無痛苦地迅速走完了人格再造的最初幾步。這是一個不小的勝利，在生存和發展的層面上，這個勝利意味著另一個勝利的開始，那就是活著，繼續活下去，一直活下去，然後多少有一點作為，有一點無愧於生命的創造。

對西部人來說，活下去並且有所作為的最大障礙當然不是來源於人類內部，而是來源於嚴酷的自然和封閉的地理。也就是說，你必須長期面對沙暴的騷擾、狂風的吹打、寒流的圍困、雪災的侵襲、缺氧的折磨、幹旱的逼迫、荒涼的包抄、寂寞的摧殘，乃至生命的考驗和死亡的威脅，必須時刻忍受“風頭如刀面如割”的外部世界對人從外表到心理的全方位的打擊。打擊是在所難免的，通過打擊讓環境對人重新進行摶捏塑造也是在所難免的。當一場風沙把柴達木油田三十厘米直徑的鋼管吹得鞠躬九十度，把廠區內鋼筋水泥的大煙囪吹裂吹倒，把籃球架和活動板房吹得滿地打滾，把鋼鐵的采油樹吹得東倒西歪，把十幾噸重的立地生根的磕頭機吹得掉頭就走，把所有直立的物體都吹得不再直立的時候，人怎麽辦呢？人也是直立的，人在狂飆中甚至連掙紮著滿地打滾的資格都沒有，只配蓬舟似的淩空而起，和帳篷屋頂、柴油機一起摔向沙漠，摔向嘎斯庫勒湖邊的大沼澤。但是在世界海拔最高的油沙山井區，鉆井隊的工人們一個也沒有爬下，更沒有蓬舟升天。他們在山頂上、井架前挺立著，直到一天一夜後風小沙住。能夠挺立的原因很簡單，幾百個工人手挽著手，身貼著身，挽了一排又一排，貼了一圈又一圈，風過處，只吹起一片黑色的頭發呼啦啦飄揚。我很早就聽說過這件事，很早就意識到它不過是一個象征，並不代表所有西部人日常生活的普遍狀態，但它卻在本源的意義上詮釋了西部的人際關系的走向，詮釋了西部人隱藏在恐懼後面的心理趨勢，正如一首石油工人的墻報詩所表露的那樣：“你靠我，我靠你，拉起手來活下去；你有線，我有衣，綁在一起抗天氣；王張李，人心齊，雪是炒面風是屁。”這雖然浪漫得有點“躍進詩”的感覺，但它卻在忠於事實的基礎上說明了一個生存之道：在暴虐殘忍的自然面前，人和人的關系只能是依附、相助、同生、共死的關系。災難隨時都會降臨，生存的家園隨時都會變成危機四伏、朝不保夕之地，當西部人握著毒蛇、騎著老虎勢孤計窮的時候，他們就會本能地服從造物主賦予他們的求生原則：只有依靠同類的力量、團幫的精神，才能讓每一個個體的人從困厄中走出來，活下去且有一點人的作為。人變了，不再是小肚雞腸、斤斤計較的，不再是急火攻心、四面樹敵的，不再是自我膨脹、偏執瘋狂的，不再是嘀嘀咕咕、婆婆媽媽的，不再是糾紛無限、落井下石的。

當然西部人並不是一開始就有如此明朗的意欲和風度，對他們來說，是孬是好，是進是退，總是迫不得已的選擇，總是無可奈何的照辦，總是要不見棺材不掉淚的。他們和別處的人一樣，也有難填的欲豁、無度的貪求，也有一文如命、爭多論少的時候，但他們總會比別處的人更快、更多、更頻繁地遇到阻隔，或者領受到教訓甚至是致命的教訓。

可可西裏無人區南部金場有一座黃金臺，自從有人從黃金臺上挖出大金子（成塊的砂金）以後，這裏的原始闃寂就再也回不來了，年年都有為了地盤的爭鬥，都有頭破血流、斷手斷臂、毀車死人的事件發生。1988年的爭鬥尤為激烈，金客雙方都動用了器械：鐵鍁、鐝頭、砍刀、斧頭，甚至槍。誰也不肯認輸，彼此都想打贏，難分難解，不可收拾。就在這個時候，老天不答應了，暗雲低伏，北風颼颼，一陣奇寒突襲而來，因為打鬥而延宕了時間的金客們突然發現：雪災降臨了。大雪鋪天蓋地，一下子澆熄了這場黃金爭奪戰，明白如話地告訴人們：要是再逗留下去，此處即是葬身之地。金客們丟下器械丟下黃金臺紛紛撤離。紛紛撤離的金客們是互相拉扯著才走出可可西裏無人區的，打得不可開交的兩撥人是互相拉扯著才走出大雪覆蓋的死亡之地的——你有面，我有油，換；你有藥，我有水，換；你有牲口，我有飼料，換。後來就不分彼此了，換與不換都取消了，殺了牲口大家吃，化開積雪大家喝，等到半個月以後他們到達安全地點時，兩撥敵對的金客已是稱兄道弟，難分難舍了。這是一個“出於水火而登之衽席”的啟示：你必須依靠群體，依靠更大的群體，才可以保全性命，走完該走的路。西部人的群體意識就是在這種不斷重覆的災難性事件面前一次次地得到了強化。雖然不可能每一個人都會有在黃金臺上大雪災裏身臨其境的經歷，但它傳遞出的強烈信息卻日益變為一種只屬於西部的集體無意識：同舟共濟，旅進旅退，物與民胞，存亡有靠。就像西部諺語說的那樣：“一股麻線一股風，十股麻線遮一冬；十間房子百口人，沒有你們我活不成。”還有：“靠人是寶，越多越好。”還有：“三個人的熱氣兒，勝過一鬥煤渣兒。”還有：“人人親家（見人就叫親家），走遍天下，個個阿爸，吃香喝辣。”

在這裏我特別想應用的是這樣一條諺語：“見人張張口，見狗彎彎腰，見山磕磕頭，見水拱拱手。”見人張口、見狗彎腰說的是對人的友好（見了人家豢養的狗都要彎腰，態度之殷勤都有點巴結討好的嫌疑了）。見山磕頭、見水拱手說的是對自然的敬畏。敬畏是必須的也是必然的，而且是無窮無盡的敬畏，是那種能夠讓自己感動起來、情緒化起來的敬畏，是以宗教的虔誠小心翼翼地對待時刻包圍著你的長風疾雪、白山黑水、旱沙幹野、荒林大澤的敬畏。有了這種貴賤不渝的敬畏，才會有西部人對自然環境被迫的同時也有韌性的挑戰（活著就是挑戰），才會有他們對自然萬物異乎尋常的重視，這種重視既表現為懼怕和防範，也表現為讚美和親近。西部的人，一個個都是山河之友、荒原之子，一個個都對冰涼的自然充滿了親近時的激動，充滿了“直教生死相許”的情人般的纏綿。“我愛青山，青山愛我”，大自然對人少不了也是纏綿的，不過是“母老虎”的纏綿，是讓人憮然而有懼色的纏綿。

“母老虎”的自然迫使人和人相與牽手，和衷共濟，不如此便不得存活，這說明人（主要指外來的移民）和自然的關系處於明顯的斷裂狀態，但又不是絕對的水火不容。它允許你活著，並且讓你得到了你所祈求的百分之十。百分之十的賜予，這已經很多很多，不能再多了，要是還能多一點，那它就不是西部的自然了。同時，它也讓你承受了你不想承受的百分之十，這已經很少很少，不能再少了，要是連這一點殘酷都沒有，那它就不是西部的自然了。由此可見，自然賜予的果實和你所承受的苦難幾乎是對等的，也是可以互相抵消的。對西部人來說，果實和苦難的互相抵消倒是有助於他們躲進安全的精神氧倉健康地活著，他們不至於因窮愁而潦倒，也不至於因富貴而墮落，就那麽在等量齊觀的悲喜榮辱中平衡著自己。平衡既是生活形式的外在寧靜，也是人生狀態的內在安詳。人在這樣的景況下所求自然不多，標準自然不高，比較容易滿足，所謂“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就是說，艱苦環境裏的生活反而是不吃力的，如烹小鮮，如化新雪，塄坎上拔蔥，酥油裏抽毛。剩下的時光還有很多，既沒有賜予也沒有承受，人只好閑而無奈，只好在無奈中樂天知命，逍遙度日。這是件既好又壞的事情，壞是因為有點懶，虛應故事，諸事無成，要知道天道是酬勤的；好是因為有點恬淡，閑雲野鶴，無拘無束，當別的地方仕途擁擠不堪、商道熙熙攘攘的時候，這裏依然有許多誓不為官也不為商的世外之人，正所謂“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我在西部常聽到張三李四辭官不做就想做一個平頭老百姓的事兒，這在“官場好比戰場，烽火連著硝煙”的今天，倒是應該有所倡導：少冒一點槍林彈雨，少占一點你占了別人也想占的地方，有什麽不好呢？要知道“青雲”是不及“白雲”高的，雖然眼下正如古人說的“官財一家”，但也需要勞形傷神，提心吊膽，“竊祿人”的日子畢竟不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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